国文学界有贡献的犹太人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丽莲·海尔曼、阿瑟·米勒、J·D·塞林格和索尔·贝娄等人只不过是其中的几位罢了；在法学界，有大批犹太裔贫寒之士登堂入室，世谓“从衣衫褴褛，到身架法官长袍终”，鼎鼎大名的布兰迪斯、法兰克福和卡多佐就是他们中的代表。
犹太人酷爱教育，这很显然，对于很多功成名就的个人来说，这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对于整个专业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认为犹太人刚开始摆脱贫民窟时，这个因素就起到什么了不得的作用，那也是夸大其词。东欧犹太人起飞的初级阶段到世纪之交的年代才开始显露端倪，而那时还没有犹太人的子女能从纽约市的公立中学毕业。到1902年才有首批犹太人子女从纽约的一家公立中学里毕业。
及至1908年，也只有16%的犹太人子弟达到了中学毕业的水平，虽然这个比例大大高于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但它却难以解释为什么其余84%的犹太人也会展翅高飞。公立学校和公立图书馆，对于加速东欧犹太人融入美国社会，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而且也帮助他们打开了许多本来无从进入的大门。但是，大多数犹太人在美国飞黄腾达，并不是当学者或知识分子。即便以那些腰缠万贯的影业巨子而论，他们的一生与有文化教养的知识分了根本搭不上边儿。相反，他们时常被认为是“庸俗、粗野而又蛮横”的人。
第一代犹太移民摆脱了贫民窟之后就有资本将自己的子女送入高等学府去深造，而且在比例上超过了其他美国人。但是，享受高等教育对大多数犹太人来说，实为家底已经丰厚的结果，而非其他原因。对于传统上注重知识而又暂时还没有足够的家赀选择其他类似大学的犹太民族来说，纽约的免费市立学院可谓天赐良机。然而，也只是在犹太人向上流动开始之后，这些学院里才充满了他们的子弟。这类学校中最有名气的一所是纽约市立学院，该院20世纪20年代毕业班的校友只有11%是东欧犹太人子弟。要到20世纪30年代，他们才占到该院应届毕业生的一半。在20世纪上半期，犹太籍毕业生多数是德国犹太人的后裔。在纽约的亨特学院，1906年那一届毕业生有25%是犹太裔子弟，但多数是德国犹太人后裔，属东欧犹太人后裔的毕业生尚不到10%。
很多犹太小青年，甚至还未到上大学的年龄，就已开始工作了。在1880年，38%的纽约服装工人是不满20岁的犹太后生。1914～1915年，纽约市给20岁以下的青少年发放的工作许可证，有37%被犹太人子弟拿走。
犹太人在美国走上成功之路的轨迹，与他们还在东欧时就具备的技术、习惯和努力方向有密切的关系。犹太移民普遍身怀一技之长，虽然刚到时一文不名，但最终都闯出了一条生路。他们得以集中发挥自身技术优势的工业部门——服装工业——消化了相当大的一部分犹太劳动力，并给后来许多犹太人登上独立业主的地位打下了基础。犹太人尊重教育的悠久传统，激励着犹太子弟求学的上进心，这种精神不仅有助于那些进入大学深造的少数尖子，而且对那些受过8年学校教育也有把握跻身当时的白领行列的人，还有那些好歹也因粗通笔墨而能在美国的大千社会里不难找个饭碗的人，都是有益的。相比之下，他们的父辈这时仍对美国感到格格不入。
在少数几个领域里犹太人就不怎么成功，或者干脆说是失败的。这同样也与他们在抵美之前的传统和经历有关。和美国其他任何一个种族群体相比，称得上是最成功的犹太人，不管在美国的什么地方，搞农业都是一败涂地。和其他移民分子一样，犹太人也一直受到改革派人士的鼓励，搬出拥挤的大城市，到乡下去务农。认为农村生活更适宜于东欧犹太人的，往往是城市里的德国犹太人。确有少数犹太人到乡下定居去了，但后来全部倾家荡产，这表明他们对务农实属一窍不通。在这种失败的背后，正如他们来美后在城市的许多行业里大获成功一样，都有他们在欧洲时世世代代生活于都市的历史因由。
特别是在来美的早期，东欧犹太人在政界和体坛产生影响的过程是缓慢的，这是他们在东欧时几无任何经验的两个领域。德国犹太人早在19世纪中期就在美国获取了某些政治经验，但是到20世纪初才有极少数东欧犹太人在从事政治——通常是充任完全屈从于爱尔兰裔政客的下级职位。东欧犹太人“缺乏必要的经验和自信心，而最重要的，还是没有广交社会各界的本领”。爱尔兰人远比他们在行，也具备上述这些从政的素质（由他们在爱尔兰时的历史造就的），因而至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们一直操纵着纽约市的政治，尽管当时纽约的犹太人口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的犹太人数目。犹太人的政治思路往往强调意识形态和程序——早期倾向于社会主义，后来又转向自由主义；而爱尔兰人则更多地着眼于获得权力，并且也确实干得很成功。即使犹太人在政坛上设法施展重大影响之后，其代表人物通常也主要是以推进他们那些有实质内容的项目或富于管理才能而著称，并非由于他们有什么个人魅力。
另一个犹太人进展缓慢的领域是体育。这也反映出他们长期的传统是重视读书、下棋或演奏乐器，而不强调体育和消遣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