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的逻辑很明确，我这是按照《临时约法》办事，你不是让我尊重约法吗？怎么事到临头，反而又要我破坏约法？无聊的笔战、口水战打了五六日，始终不见下文。
由于特别法庭在袁的阻挠下不能成立，宋案只得按常规地法律程序，由上海地方审判厅审理。由于上海审判级别较低，袁世凯方面就可以在法律程序上设置种种障碍。上海地方检查厅发出传票，票传赵秉钧到庭受审。但赵秉钧在袁世凯地支持下，声称上海方面违反程序，拒不到案。上海地方检察厅无奈，只能命令郑继成二审应桂馨，并向京师检察厅发出传票，要求拘捕嫌疑犯洪述祖，但洪本人早就在袁世凯的授意之下，逃到了青岛德租界。上海方面鉴于洪述祖迟迟不能引渡，不得不推迟将宋案移交审判厅开审，并要求外交部向青岛德国当局交涉，从速将洪引渡归案。
结果可想而知，外交部也操纵在袁世凯地手中，对于引渡一事，自然不甚热心。而且洪述祖在德国当局的庇护下，5月27日还从青岛发出通电，为自己和北京政府开脱罪责。声称：“述祖宗旨，不过欲暴宋劣迹，毁宋名誉，使国民能少受其党派专.制之苦而已。故不得不假托中央名义，以期达此目的。”
与此同时，京师检察厅在上海方面的再三催促下，才在期限的最后一天向赵秉钧发出传票，但赵秉钧根本无视司法独立地尊严，他在给京师检察厅的复文中，除继续一口抵赖自己的罪责外，断然拒绝到案。为此，他还拍电声明：“如今秉钧旧疾复发，曾在北京法国医院调治，当有诊断书可证，已于5月21日呈明总统，重新资假十日在家，自未便赴沪。”京师检察厅也不是真的要传呼赵秉钧，一接到赵秉钧的复文，便立刻转发上海，算是交差。由于宋案要犯迟迟未能判定，审判一拖再拖，只能再次宣布延期。法律解决似乎也碰壁了。
但袁世凯却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通过反对派报纸一再乘机夸大其词，纷纷宣传*都督准备反抗中央的消息，并有赣、皖、湘组成五都督团的流言。山东民主党报纸甚至登载消息说，*“密议拥戴孙、黄发难，以苏赣土地抵借日款，购日枪械，割据东南”。报纸说出了孙中山想为而不能为地事情，不仅*方面无所裨益。反而更遭人嫉恨。
在第三次会议上，虽然李、柏两督主战。柏文蔚甚至表示“愿首先在皖发难”，但孙、黄之间仍争论不决，而革命党地统兵将领普遍认为，“我方兵力不能敌袁，与其速战失败，莫苦练军观变。袁尚不敢过于轻视……”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孙中山仍然立即主张兴师讨袁。黄兴的态度终于软化，认为武力讨袁也可以考虑，但现在袁世凯逆迹尚未昭著。南方地革命军又甫经裁汰，必须加以整备才能作战。因而主张稍缓用兵，以观其变。由于各省掌握兵权的将领多数同意黄的意见，孙中山碍于众议，只好从缓发动。
稳健派不愿轻谈战事，依然把倒袁的希望寄托在法律解决上。《民立报》连续刊载*上海支部文书主任——徐大裕的《宋遁初先生昭雪案》。此君素以善写争论名扬国内，今年方才二十二岁的他一手政论文笔十分得体，奈何思想太过天真，竟然如此撰文，“记者对于本案之主张，乃袁、赵自行解职。组织特别法庭。以受法律之裁判是也。……国民苟以是主张到底，民意可以熄甲兵。独夫何能为？苟法律而尚不能完全解决，则以政治解决可也……国会当依据约法，提出弹劾案，使袁、赵解职，由国民组织特别法庭，为公正之审判，以为此案最后之解决也。”他天真的认为：“有国会在，有法律在，有各省都督之力争在，袁氏终当屈服于此数者……”
“幼稚可笑！”
最新版的民立报被他扔在了桌子上，李汉没了往下看下去的心情。
在他的对面，蒋方震、吴兆麟、季雨林、王安澜等十几位军政府高层齐齐聚在一起，不过少有人在闲聊，大家都只是彼此互相喝得茶水，连桌子上摆着的瓜果点心都没有一个人去动。大家都在等待，几个月来军政府高层的第一次齐齐聚在一堂，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
“您说的是，北边那位已经摆明了车马要用武力解决，这群党人内部意见还未统一，只怕要吃大亏！”
他的情报官这几天往他这里来的比较勤，因为借助着上次自导自演的闹剧，最近军政府狠狠清理了一番下面。一些舍不得放权、私通外人、生有二心等登上了李汉黑名单上的军政府内的势力，已经被他借机收拾的差不多了。如今眼看着局势已到将发之时，西部却也不得不提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