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青一阵白，最后变得血也似的红。
“大帅，此时，此世，此事，此势！大帅都是要以非常之举行非常之事，才能建非常之功！”
“怎么说？”
“当年安史之乱，唐肃宗借助回纥兵马收复长安，击破叛军，中兴大唐。后来，黄巢作乱，同样是流贼破了长安，‘天阶踏尽公卿骨，甲第朱门无一半’。其事乱象不亚于当下。然唐天子请沙陀兵马入京平乱，不久黄巢便告授首！”
话说到这个程度，吴三桂便也明了了。只要拿下了北京城，击败了李自成，那么他便是在大明朝廷之中的另一个郭子仪、李光弼了。就算是梁国公兵再强马再壮，钱粮再多，也是无法奈何与他。而且，那安史之乱、黄巢之乱之后，更是藩镇势力大兴，只要我有兵马地盘在手，便至少是一镇诸侯的局面！
“只是，借兵平贼之事，历来都是朝廷出面，三桂以边将之身，如何能够行此大事？”他现在的心情就像是一个嘴馋的孩子面对着锅里的满满一锅肥肉，想吃，却又怕烫了嘴。
“所以大帅要行非常之事，建立非常之功！只要京师克复，谁又能指责大帅行事有差？”
方光琛的话无疑是打动了吴三桂内心的功名欲望。
事实上，借兵平贼，在明国朝廷内部始终便有人在提。每次有议和“抚局”的时候就会有人提出了，借辽东反贼的兵马去剿灭四处流窜的农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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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崇祯十七年五月底，得到吴三桂与清兵击败闯贼，收复京师的消息后，南京的弘光朝君臣反应是个个兴高采烈，称之为功在社稷的义举。
大学士马士英还第一个上疏说：“吴三桂宜速行接济，在海有粟可挽，有金声桓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虏。原任知县马绍愉，陈新甲曾使款奴。昔下策，今上策也，当咨送督辅以备驱使。”
史可法也在六月初上疏：“应用敕书，速行撰拟，应用银币，速行置办。并随行官役若干名数，应给若干廪费，一并料理完备。定于月内起行，庶款虏不为无名，灭寇在此一举矣。”
夺鼎1617-猛将如云18:31:29
左都御史刘宗周也在六月初上疏说：“亟驰一介，间道北进，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夷王，苟仿包胥之义，虽逆贼未始无良心”。
对吴三桂的“借兵”，引狼入室，弘光朝大臣人人称快，几乎所有的决策大臣都沉浸在“借虏平寇”的幻想中，只有一些中下级官员反对，但无任何作用。
马士英上疏的第二天，弘光朝还决定策封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公，晋封辽东巡抚黎玉田为兵部尚书，皆给诰券、禄米，并由大学士王铎亲自起草加封赏赍吴三桂、黎玉田二人敕谕。
不但如此，因担心吴三桂等人蓐食未饱，还下令从海上运漕米十万石、银五万两接济犒劳，随行还运去坐蟒、纻丝等赏赐，以示宠异。
这就是为什么弘光朝廷一味裹足不前，株守江南。就是都想着“借虏平寇”、“联虏平寇”，担心北上收复山东、畿南等地会刺激清军，授以南下口实。所以他们才步步坐视山东、河南等地沦陷，甚至将之视为“胡土”，就是怕出兵北上触怒满清。
这点上，一贯正确的东林党和阉党没有什么区别，史可法与马士英没有任何区别，都是“借虏平寇”、“联虏平寇”方针的最坚决支持者。区别在于，史可法因为有个三朝元老的好弟弟，最后成为忠义千秋的人物。刘宗周也是因为有一群好学生，自然是春秋笔法带过不提。马士英却是因为抗清到底，成为正人君子笔下被遗臭万年的奸佞。
“那，献廷，你且为我筹划一番？”
“以我看来，此时，摄政王兵马既然已经是倾巢而来，便是志在必得之势。所欠缺的，不过是一个名义罢了。我就为你起草一份给摄政王的书信，邀请他进关同我们一道进剿李自成。事成之后，当以金帛重酬酬之！”
“也好！便请大笔一挥吧！”
方光琛笔下颇为来得，称得上磨盾竹檄，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当即便起草了一封给多尔衮的书信，邀请他与关宁军一起剿灭李自成，收复北京。
“谨致大清国摄政王戏下：
三桂初蒙先帝拔擢，以蚊员之身，荷宁远总兵之任。王之威望，三桂素有深慕，但春秋之义，交不越境，所以未敢通各于王，人臣之谊，谅王必能知之。
今我以宁远偏孤，令三桂弃宁远而镇山海，思欲坚守东隆而恐固京师。不意说寇逆天犯阙、以彼狗偷乌合之众，何能成事？但京师人心不固，奸党开门纳降，致先帝不幸，宗庙灰烬。
今贼首称尊号，掳掠妇女财帛，罪恶已极，天人共愤，众志已离，其败不待数日，诚赤眉、绿林、黄巢、禄山之流，天人共愤，众志已离，其败可立而待也。我国积德累仁，讴思未泯，各省宗室，如晋文公、汉光武之中兴者，容或有之。且留都部院有司之善备，梁公父子兵马之精锐，存亡续绝，扫清宇内，呼吸之间也！远近已起义兵，羽檄交驰，或往山左，或至江南，荷戈载粮景从者如流。
三桂蒙受厚恩，怜民罹大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
我国与大清通好二百余年，今我无故而遭国难，大清理应助之。
除暴剪恶乃大顺，拯危扶赖乃大义，出民水火乃大仁，兴灭继绝乃大名，取威定霸乃大功，况流寇敛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一至，皆为王军所有，此又是大利。
王以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