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仅是汪省长，到时候我们的市委书记都必须要出席，因为那样的活动已经不仅仅限于签署合同的本身了，那是一种宣传，在我们看来，其中也有政治方面的意义。不管彼特是不是那样在想的，我们都必须那样做。
随即，我去到了会议室外边，走到一处清静地方开始给汪省长的秘书拨打电话。电话拨通后我把我们与这家企业研究合同的情况对他做了介绍，最后我对他说道：“彼特先生的意思是，希望我们在一周内能够在北京签署这份协议，所以必须请示汪省长我方参加的领导和需要的注意事项，以及具体的时间和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