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跟他没关系，是我自己的问题。”南弋说。
不待对方追问，他主动道，“我以前是做临床的，多的时候，每天要排4-6床手术，曾经最长一次连续二十六个小时在台上。下来的时候腿都软了，抬病人的担架用完了又来抬我。”南弋开自己的玩笑，“就我这体格，七八个护士加起来都累得够呛，差点儿把我扔地上。”
赵清华顺着他的描述，似乎见到了那个场景，禁不住噗嗤一声趴在了桌子上。
“这么好笑？”南弋佯怒。
“不好笑，不好笑，救死扶伤，很伟大。”赵老师赶紧找补。
南弋没理他，目光聚焦在酒杯上，仔细看又好像焦点透过了晶莹的液体，不知落在何处。
他灌下一杯，继续道：“那时候，工作环境艰苦，强度大，危险性高，大家凑在一起也难免抱怨几句，什么自己瞎了眼，理想主义，到期立马卷铺盖回家之类的。可第二天爬起来，一个个又干劲儿十足，似乎前一天晚上说丧气话的不是自己。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坚持时间长的，有短的，也有人把性命交代在异国他乡。”
赵清华在南弋就职的医院网站上查过，有刚刚更新过的南弋的资料，八年无国界医生的履历赫然在列，因而他听到南弋的叙述，并无惊讶。
“你呢？”他适时提问。
“我……”大约是酒精的作用，南弋已经开了第二瓶威士忌，前边讲话的工夫，又半瓶下去。现在舌头不是那么稳，语调也有些迟缓，他像是努力回忆了一会儿，才回答道：“我出了点意外，身体留下问题，不能再拿手术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