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狂热分子被控制住了，日本人彻底屈服了；因此，占领日本和解除日军武装的艰巨工作出乎意料地顺利完成。”史汀生的主要目标是，“在取得战争胜利的同时，尽可能地减少军人的伤亡”。考虑到可供他和同僚选择的其他方案，史汀生坚信，“无论何人，只要他处在我们的位置上，肩负着与我们相同的责任，同时手中又握有这样一种能够结束战争并减少伤亡的武器，那他就肯定会使用这种武器，否则就无法面对自己的同胞”。
温斯顿·丘吉尔赞同史汀生的观点。丘吉尔后来写道：
最终决定……主要取决于掌握原子弹的杜鲁门总统，但我过去从未怀疑，以后也永远不会怀疑，杜鲁门总统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一个仍然存在但只能在事后评判的历史事实是，是否应当使用原子弹来迫使日本投降的决定从来都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所有的决策者都自发地得出一致的、显而易见的结论；我也从来没有听到任何建议我们不应该那么做的声音。
一个促使杜鲁门做出决定但往往被忽视的关键因素是，日本人在硫黄岛和（尤其是）冲绳岛的狂热抵抗，更不要提严重的平民伤亡，对杜鲁门总统及其顾问产生了影响。但丘吉尔倒是承认这一点。白宫地图室的值班军官乔治·埃尔西中校很好地总结了杜鲁门的困境：
在太平洋战场，我们不幸地损失了大量的士兵、水兵、陆战队员和航空兵。我们已经在硫黄岛和冲绳岛遭到了激烈的抵抗，深知日本人肯定会疯狂地守卫本土。我们已经见识过神风特攻作战的后果。我们正在为预定在秋季开始的日本本土登陆作战做准备，而陆军和海军的伤亡估计都令人心碎。不单是我们美国人会伤亡惨重，日本人同样也会尸横遍野……所以，尽管原子弹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但如果战争继续蔓延到日本本土，那么跟攻占日本本土的伤亡相比，我们对日本投掷两颗原子弹所造成的伤亡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不光是杜鲁门的顾问和盟友一致认为使用原子弹是正确的决定，还有那些负责投掷原子弹的航空兵以及一旦进攻日本本土就有可能阵亡的士兵，他们也持有相同的看法。艾诺拉·盖号的机长蒂贝茨上校在2007年去世，享年92岁。他一直坚称，他从来都没有因投掷原子弹而感到后悔。2000年，他在接受电台采访时说道：
我当时就想：“哎呀，要是成功了，我们就能让日本人认识到继续抵抗不过是徒劳，因为我们能对他们使用威力如此强大的武器。而他们却没办法应对原子弹的威胁。”看到原子弹爆炸的景象后，我更加确信，日本肯定会退出战争。
蒂贝茨的机组成员也持有相同的看法。雅各布·贝塞尔(Jacob Beser)中尉是陆军航空部队的雷达专家，同时也是唯一一个（先后搭乘艾诺拉·盖号和博克斯卡号）参加了两次原子弹投掷任务的人。1985年，在被问及是否愿意再一次执行相同的作战任务时，他回答道：
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面对相同的条件，我的答案是，我会再次执行相同的任务……我们集结了300万兵力进攻日本本土。日本方面也有大约300万兵力严阵以待，守卫本土。双方的总伤亡有可能超过100万人。原子弹避免了这样一场惨剧。如果把史料中那两座城市的最大伤亡数字加起来，总共有30万人死亡……我很抱歉地说，跟牺牲100万人的生命相比，这样做是值得的。
艾诺拉·盖号的领航员“荷兰人”范·柯克上尉同样也认为投放原子弹“从长远角度来看拯救了许多生命”，尤其是“日本人的生命”，但他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示有些后悔。2005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这真是草菅人命，这么多人就这样死了。我们投掷了第一颗原子弹，我希望以后再也不会使用原子弹了。我期望我们能永远吸取教训。但我不确定我们是否记住了这一教训。
对于那些在冲绳岛战役的腥风血雨下幸存下来、再也不想重复这噩梦般经历的老兵来说，几乎没有人像柯克上尉那样感到良心不安。第五陆战团二营E连的吉姆·约翰斯顿下士写道：
在我看来，如果一个国家不得不参战并把年轻人派到遥远的鬼地方去送死，那么任何可以减少伤亡的办法就都是可行的……
日本人本来的想法是，无论我们从何处发起进攻，他们都要尽可能让我们付出最高的代价以换取对他们来说更好的和平条件——原子弹把他们的如意算盘炸得稀巴烂……我恨不得把冲绳岛炸沉，让那帮狗娘养的日军全都葬身海底。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用同样的办法对付日本本土。
在战争即将结束之际，在这个人类即将跨入原子时代的时刻，成千上万年轻优秀的美国军人战死沙场。如果能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战事，那么许多忠诚奉献的美国年轻人就可以返回祖国与家人团聚，也就不会令美国军人长眠于这块东方土地上的众多角落了。
听到原子弹摧毁广岛市的消息时，布鲁斯·沃特金斯中尉仍然身在冲绳岛，当时正在“排队打饭”。他回忆道：“我们全都对这消息嗤之以鼻，因为我们对原子弹根本就没有概念。然而，渐渐地，随着越来越多的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