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在四五十年代之交内陆亚洲最着名的事件：“北塔山之战”。
因为为蒙古军人提供空中支援的那5架（一说是4架）飞机，是苏联空军的战机，那时又是“二战”结束后，苏美重新划分地缘政治版图的关键时期，欧洲处在了冷战的“颠峰”。美国与其盟国关心北塔山事件，实属必然。
《黑戈壁》九(5)
事件之后，中国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在1947年6月9日发表谈话，说“北塔山在中国境内离中蒙边境两百英里”；4月15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公告，说“北塔山在蒙古境内，据中蒙边境约十五公里”。仅这两个距离，外人看了会以为那是两件完全不搭界的事件。但人们心中的界限可是一点也不含糊：这是冷战双方的较量。
甚至，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引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政治格局来说，“北塔山事件”直接影响了1950年6月25日在朝鲜半岛的“三八线”发生的事端。
所以，北塔山事件一经报导，立即引起举世关注，成为“二战”之后东西方最引人注目的争执点。
数十个媒体（包括外国媒体）儘可能快地赶赴新疆，能得到采访北塔山的许可，必将受到瞩目。从1947年6月至9月，先后有美国国际新闻处、美联社、纽约《每日新闻》、《纽约先驱论坛报》、法新社等国外重要媒体的记者作实地采访。中国国内所有大一些的报刊都发有专稿。这场没来头的“抗战”，甚至被称为“西北的九一八”（中央社电稿中语）。当然，苏联一方也是连篇累牍，指桑骂槐。当时新疆警备总司令是胡宗南的爱将宋希濂。他成了红色一方抨击的主要对象。而乌斯满一直称宋希濂为“宋巴图鲁”（宋英雄），颇有惺惺相惜之意。
60年代，宋希濂被特赦之后，写了一篇“文史资料”《北塔山事件的实况及经过》。客观地说，这是迄今为止关于“北塔山事件”最权威的实况记录。关于外蒙古军队为什么会在苏联红军的空中支援之下，贸然攻入在中蒙边界中国一方的中国军队驻防地北塔山？宋希濂提供了几种解释，其中之一是：“三区革命”一方，欲借苏蒙之手，清除自己的死敌乌斯满。乌斯满原来的地盘在阿尔泰，现在阿尔泰是“三区”之一了，当然不容他在卧榻旁酣睡。乌斯满已经被逐出阿尔泰，但他一直是新疆省府对抗“三区革命”的点数最大的一张牌。换句话说，是苏、蒙想帮“三区革命”的领导人一把，帮过了界。不管怎么说，最不能令人置信的说法则是：国民党政府越界寻衅。那时国民党政府已经焦头烂额，自顾不暇，连中原富庶之区尚且一片“狗熊掰棒子”，刚刚分为“东九省”的重工业区“东三省”，让林彪的几大攻势打得丢盔卸甲，居然想到到塞外不毛之地与强邻苏联、蒙古抢一个连树都不长的小山头？要是沉心下来读了当时媒体的报导，你会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
在高潮中，中国的主流媒体比如《大公报》《申报》等，已经拿“北塔山事件”与明清之际吴三桂借兵于满洲相比了。
可这当然是推测之词。但是，北塔山原来是无人过问、连地理学家也不一定听说过的荒野，突然成了时代热点，这个反差有多大？为这个小小的边界哨所会使两国打一仗？那时，可以说整个中、蒙之间的几千公里边界都没划定呢，退一步，除了外蒙古自己（顶多加上苏联），还没人承认外蒙古不是中国的地方。1946年1月，在苏联的劝诱下，民国政府曾承认外蒙古独立，可马上就反悔了。
1949年以后，乌斯满是典型的“坏人”，当然还有那个美国人马克南。那时，中国与蒙古国都在以苏联为“老大哥”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满幸福的。也没有比乌斯满更合适的罪人了。原来，他的公众形象就糟糕得不得了。
“北塔山事件”后，在危机感的“追逐”下，乌斯满和他的部落进一步向东南方移动，如同黑喇嘛离开外蒙古那样，只想寻找一个藏身的“黑戈壁”。实际北塔山就是他和他统辖的哈萨克人背离家园的第一站，巴里坤是第二站。
几年后，乌斯满的部属沿中蒙边界之间的戈壁继续迁徙到巴里坤北山时，“伊吾四十天”启动。他和另一个正在逃亡之中的“过气”人物尧乐博斯，被认为是其幕后策划者。尧乐博斯轻装简从，有电台与境外联繫，终于经过羌塘无人区，从中印边境出逃。乌斯满到达了青海、甘肃、新疆的三不管地区、另一个“黑戈壁”。但是他最终于1951年2月被活捉。
1951年4月押赴乌鲁木齐的乌斯满，在南门体育场经公审被枪决。
关于乌斯满，由于已经是电影（《沙漠剿匪记》）、小人书（《北塔山风云》）的“主人公”，在五六十年代还编入了中学语文教材，人们并不陌生。关于乌斯满，在北塔山事件之后前往实地采访的原中央社记者吕器，十多年后——1964年6月，写了一篇回忆录《乌斯满和北塔山事件》。文中有乌斯满的“画像”：
一九四七年，塞外一个稀有的深秋的阴天，我访他于塔克·博格达（按：即北塔山）营地，幸亏事先予闻此秘诀，一声“加克斯，巴图鲁”（按：“你好，英雄”之意）开了窍，没有拒绝我的访问。我知道在我之前不久，曾有过天外飞来的美国记者和南京军方记者访问过他，此次对我来访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