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作为“宪法保护者”的元老院却暗中赋予自己违犯宪法和更有理由的修
改宪法的权利。结果，第一个“元老院决议案”在共和九年雪月十三日（1801
年1 月5 日）通过。这些元老院决议案使波拿巴有可能不需要议会其他各院
在法律上的赞助就可以亲自立法，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而修改共和八
年宪法，而这部宪法没有规定任何修宪的程序。
1800 年11 月间及其以后，在放逐雅各宾派的同时，波拿巴已在考虑采
取某些镇压措施，这些措施虽然不那么令人注目，但对全国总的形势产生了
更大的影响。在他看来，问题就是要一举平息舒安分子的暴乱和制止抢劫。
煽动起舒安分子暴乱的卡杜达尔那时正出没于布列塔尼一带的农村，虽然不
断地遭到追捕，但是他却一直未被捕获。由于保王党人布尔蒙的帮忙，富歇
终于成功地收买了捲入舒安分子暴乱的某些人，这些人奉命杀掉卡杜达尔或
者把他交给警察。但是，布列塔尼的保王党有一个钻进政府各部的十分活跃
的反警务的组织，因此，当两个名叫贝克德里厄弗尔和迪夏泰利埃的舒安分
子叛徒被指派去杀害他们的头头时，卡杜达尔就得以先把他们逮捕处死，可
能是伊尔-维兰郡的郡守博里亲自出卖了迪夏泰利埃。舒安分子的猖狂激怒
了波拿巴。1800 年9 月23 日，安德尔罗亚尔的前郡守、元老院议员、国有
产业的重要购买人克莱芒·德·里斯在他的歇尔河上的阿泽别墅里被绑架
了，同时在11 月19 日，菲尼斯太尔郡的主教奥德利安被暗杀了。运送国库
基金的车队不断遭到匪帮的袭击和抢劫。象在共和八年一样，波拿巴又采用
了严峻措施。共和九年花月18 日（1801 年5 月8 日），派出了由贝尔纳多
特率领的、并带有军事法庭的三个纵队。扫荡进展得很迅速。到年底，卡杜
达尔返回了英国。即使如此，仍然有分散各地的舒安分子残存下来。除了少
数死心塌地的人之外，大多数是把叛乱视为谋生手段的社会渣滓。
不管盗匪是假借宗教的或是国王的名义，这些人几乎到处都有。当然，
他们不只限于在山区，如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山有“巴尔贝”①在搞走私买
卖，就是象诺尔和博司这样富饶的地方也出现了盗匪。他们用火刑折磨遭难
者勒索金钱，所以人们通常称他们为“火夫”。这并不是新现象；农村人口
中有很多是一年里有部分时间失业的零散工和依靠自己的微薄收成不能维
生的农民，尤其在歉收年份更是如此。农村中总是有成群结队的乞丐和游
民，因此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不法之徒。战争和国内动乱造
成经济失调与乡间警政瓦解，使这种灾难更大大恶化了。农民比城市居民更
加看重治安问题，因为他们一般更容易遭遇危险。既然治安是正常的和有成
果的劳动的首要条件，因而，对于全国来说再没有比恢復治安更为有益的事
业了。所以波拿巴的威望将因此大大提高，就象当年亨利四世和路易十四一
样。
困难不只是在要抓到强盗，都是让军队增援宪兵队就能办到的事，而是
在于能做到依法判处他们。证人和陪审员都知道他们是易于遭到报復的，因
此有些人保持沉默，另一些人从宽发落罪犯。共和八年，许多轻罪案件已改
送法庭判处，并且已授权郡守监督遴选陪审员，而这个权力原属治安法官行
使。但是效果却仍旧微不足道；何况镇压的迟缓至少部分地削弱了镇压的效
果。在类似情况下，旧制度下王国政府曾藉助于一种特殊的审判制度即“宪
警法庭”简化手续就地判决正法：“拿获即刻绞死”。波拿巴也求助于一种
非常手段，在西部、普罗旺斯和来因地区已设立军事法庭，他丝毫没有要废
除这些法庭的意图。然而，他也愿意以永久而正规的形式恢復旧制度的简易
的镇压办法。
这就是共和九年雨月十八日（1801 年2 月7 日）法律的目的。这项法律
授权政府在波拿巴认为适当的郡（他选定了三十二个郡）里，各设一个特别
刑事法庭，由一名庭长、两名普通刑事法庭法官和另外五人（三个军官和两
个文官）组成；这些人都由第一执政任命。他们对无业游民、积犯、与诸如
此类人犯，以及大批惯盗犯罪如夜盗、路劫、凶杀、纵火、伪造货币、煽动
性集会、非法携带武器等进行终审判决，不得上诉，也不得要求重审。次年，
共和十年花月23 日（1802 年5 月13 日），在每个郡都设立了另一个特别法
庭审理欺诈罪，但是在没有特别刑事法庭的郡里，这个法庭也可以审理多种
盗匪案。此外，共和十一年葡月26 日（1803 年10 月18 日），根据一项元
老院决议案，许多郡停止实行陪审制度；这样就使刑事法庭的法官实际上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