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当一个知识分子所思所说只是为了满足人类或自己的学术兴趣，只是为了认识世界时，他确乎是可以“只说不做”的。但如果他同时还有改变世界的意图，那恐怕就得“又说又做”了（当然做多做少还可以商量）。马克思说过：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话也有人不以为然，说哲学家的任务本来就是解释世界么！没错，哲学家的任务确实只是解释世界，问题是知识分子并不都是哲学家，哲学家也并非都不想改变世界。尤小立先生也认为知识分子通常都有改变世界的念头，只不过那念头多半只是一种理想，未必能马上兑现而已。他说：“从根本上说，知识分子都是些理想主义者，他们不可能完全认同于现实的状况，而多半是以批判、改造、完善现实，寄寓理想于未来为己任的。”这话说得挺拗口，但意思总算还明白。就是说因为知识分子都很理想主义，也就不会满足于现实，因此要说；又由于他们的理想是超越时空指向未来的，想实现也实现不了，因此不做。
我不否认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而且认为人类不能没有这样的知识分子。总得有忧天的杞人，儘管这“天”一时半会还掉不下来。也总得有人去设计“理想国”，儘管那理想的国度同样一时半会还建立不起来，甚至压根不过想入非非，但我们还是不能没有这理想。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只是由于他有理想，才不至于沉沦为禽兽。因此我不但赞成人类要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而且赞成他们只想只说不做。
但，正如没有历史也就没有现在，没有当下也就没有未来。就算是理想主义者吧，请问他们的理想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还是从水里冒出来的？都不是。理想，只能来源于现实，植根于现实。任何理想，实际上都是对现实的批判和反思。一个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对现实进行批判和反思，是因为他对现实有着深切的体验；而他之所以有体验，则因为他“做”，或者曾经做过。
于是，我们对于“做”，就有了新的认识。
在我看来，强调知识分子不但要说，而且要做，仅仅在于体验。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体验是至关重要的。什么是知识分子？我赞成尤小立先生的观点，不能把但凡从事脑力劳动的人都叫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知与良心。唯其如此，他之于社会生活，就不能完全持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
隔岸观火的结果必然是隔靴搔痒或隔山买牛。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超越、超脱而不超然，更不能漠然。保持距离是完全必要的。没有了距离，就会丧失反思和批判的立场。即便进行反思和批判，也往往会失之琐碎，流于肤浅。同样，没有体验也是不行的。没有亲力亲为的切身体验，那反思就难免空疏，那批判就难免飘忽，那些建设性的意见更难免自以为是，纸上谈兵。事实上，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比如鲁迅），几乎无不对现实生活有着切肤之痛的体验。我从来就不相信，那些不食人间烟火，不知人间疾苦的人，竟能代表社会的良知与良心！因此儘管社会分工赋予了知识分子只想只说不做的“权利”和“资格”，但为了更好地想和说，我主张诸君还是“多少做一点”为好。
不敢流泪
彭程先生《流泪的阅读》一文（2000年
10月
11日《中华读书报》），无疑
是用心血和泪水写就的。它唤醒了我许多尘封的记忆，比如那写着“乡下爷爷收”
的信，那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些记忆融化了我心灵周围的坚冰，使我在－剎那间重新体验到那相违已久的感动。我差点就流下了眼泪。真的，只差一点。
我赞成彭程先生的观点：阅读需要感动，而泪水则是证明。眼泪并不仅仅因为苦难和对弱者的同情而坠落。更为感动而流淌。这种感动不仅是对作者和作品的肯定，也是对读者的肯定，是对艺术家和欣赏者的双重肯定，即人的确证。我在《人的确证——人类学艺术原理》一书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在我看来，艺术非他，乃是人通过一个中介物（艺术品）的作用实现人与人之间情感传达的过程。通过这个传达，即由感动而生的同情（它的准确定义是“体验到相同的情感”），艺术家和欣赏者都确证了自己是一个可以和他人、和全人类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人，一个有着人性与人情的真正的人。所以，真正的艺术家都是和全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他们的心总是和人类连在一起，他们也总是在关注着社会，关注着人生，儘管他们的目光可能会落在一棵不起眼的小糙身上。但这种关注是和艺术家博大的悲悯情怀联繫在一起的。而且，正因为他们的同情心是如此博大，他们的关注才不拒细小。正如英国作家康拉德所说，对于艺术家而言，“天下没有一个光明的地方或黑暗的角落不值得投以惊羡和同情的一瞥，哪怕是匆匆一瞥也罢”。
同样，一个真正的欣赏者也应该有这份“心事浩茫连广宇”的同情心。这样，他对艺术品才会产生感动，才会因感动而流泪。也只有这样的人，才配称为“欣赏者”。因为他不是一个陌生的、冷漠的、无动于衷的旁观者，而是艺术家的知音。
事实上，艺术正是一座架设在心灵之上通往他人、通往全人类的桥樑。有了这样一座桥樑，无数个孤独、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