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谢子长同为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主要创始人，在当地享有崇高威望。
习仲勋见到两位比自己年长十多岁的群众领袖，特别听到周围的同志都亲切地称他们“老刘”、“老谢”时，因两当兵暴失败的郁闷心情一下子轻鬆了许多。他觉得有许多话要诉说，但一时竟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刘志丹看出了习仲勋复杂的心情，紧紧地拉着他的手，鼓励地说道：“干革命还能有不失败的时候?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得多。”
真诚而坦率的态度，亲切质朴的话语，使他们的心如有一块磁石似地紧紧地吸引到了一起。
习仲勋望着刘志丹清瘦的脸庞，高高的鼻樑，深邃而温和的目光，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谈话顿时活跃了起来。习仲勋详细叙述了自己搞学生运动坐牢，两当兵暴失败，搞农民运动也屡受挫折的情况，感到内心很沉重。刘志丹说，这些情况我都知道，两当兵暴时你还是队委书记。他又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託，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迴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谢子长也叮嘱习仲勋说：“过去我们没有根据地，现在要搞。从关中逃难过来的饥民多，你在这儿人熟地熟，工作条件好。我们没有枪枝弹药留给你，你要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成立农民协会，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刘志丹、谢子长第一次与习仲勋的会见和谈话，给习仲勋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把这次会见和谈话视为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发生深刻影响的重要经历而屡屡提起：“我很早就听说过刘志丹的名字，也听过他进行革命活动的许多传说。在传说中，常常把刘志丹描绘成一个神奇的人物，但是初次见面，我得到的印象，他却完全像一个普通战士。他质朴无华，平易近人，常同战士们坐在一起，吸着旱烟袋，谈笑风生。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老刘’。”“志丹的谈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感到他有很高的理论水平，这不仅是从书本上学来的，也是从实际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几年来，志丹走遍陕甘边区，下决心要搞一块红色根据地。但是，由于省委‘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这个愿望始终没能实现。他走到哪里，就把建立根据地的道理说到哪里，苦口婆心，循循善诱，期望能说服他见到的每一个人。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他那种坚忍不拔的信念，为真理献身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刘志丹、谢子长指挥的陕甘游击队初到照金，就从抓获的侦探口中得知，国民党富平、同官、耀县三县保卫团副总指挥党谢芳、耀县保卫团团长马希哲和耀县小丘区团长柴子发，带三四百兵力向照金尖坪一带发动“围剿”刘志丹、谢子长随即指挥游击队连夜向东转移，绕至照金北山埋伏于密林之中。九月十二日拂晓，游击队凭藉浓雾掩护，将围剿民团反包围后，突然开火，当场击毙党谢芳，活捉马希哲、柴子发。战斗胜利后，刘、谢决定率陕甘游击队乘胜向南游击，筹粮筹款，征集冬衣，而后北上安定、保安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
谢子长临行前给习仲勋交代了任务：“你留照金一带做农村工作，建立根据地，并在发展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建立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七支队。”陕甘游击队离开照金时，习仲勋特意赶到金刚庙向刘志丹道别，刘志丹殷切地嘱咐说：“你是关中人，还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闢工作。队伍走了，你们会遇上很大困难，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刘志丹还特意将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的特务队留在照金，并授意习仲勋参与领导这支武装;安排大队参谋第五伯昌随特务队行动，协助指挥游击斗争。
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特务队是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武装。队长程双印，是陕西省旬邑县郝村人，曾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中共组织领导的旬邑武装起义中担任连长。起义失败后，程双印等带领部分起义人员转入县北区活动，组织起旬邑县游击队，坚持开展游击战争。他政治坚定，很能打仗。第五伯昌是旬邑县张洪镇人，也参加了旬邑武装起义，军事知识和群众工作经验较为丰富。战事频仍、军务繁忙的刘志丹如此周密的部署安排，可以看出他对建立照金革命根据地用心深远。但是，特务队的活动出人意料地很快发生了曲折。
刘志丹、谢子长率陕甘游击队出发后不久，留在照金的特务队便发生了中队长陈克敏带队叛变，给党组织和游击队的活动带来了严重危害。陈克敏，又名陈连升，河南省泌阳县人，土匪出身，生性凶残。其参加陕甘游击队后仍匪性不改，在游击队主力离开后即以国民党地方民团名义驻扎东坪、龙家寨一带，与工农武装为敌。特务队队长程双印觉范察到陈克敏叛变预谋后，便带人赶到该中队驻地碌碡坪欲制止叛乱发生。不料抖，当他刚踏进一孔窑门时，便被隐藏在窑内的叛匪开枪打死，特务队一时出现混乱。
陈克敏叛变事件发生后，为了保存这支革命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