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长安县《农民协会简章(草案)》和《减租减息的暂行办法》;从全县二十五个区五十名候选人中选举出二十五名委员、九名常委组成“长安县农会临时委员会”，作为领导农村土地改革的权力机构;从出席会议的二百七十七名代表中选出了一百七十九名代表，准备出席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还通过了《告全县农民书》。
长安县的这次会议，是由农民“选举出自己的代表，实行人民民主权利，讨论农民自己的事情的民主盛会”。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开始在西北创立。一位农民代表说：“老百姓能开会商量自己的事情，这是我们几十辈子都没有的事。”
十月十二日，长安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习仲勋再次到会讲话。他强调指出：我们的政权来自人民，我们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政府的协议机关，可以说这是人民的初步政权，初步的权力机关。习仲勋又谈到农民问题：
前几天，这里开的农民代表会，可以说是今天会 议的准备会议。没有那个会，这个会便开不好。因为农民问题是农村一切问题的关键。不首先团结农民，动员农民，提高农民的觉悟，农村的很多建设工作便不能前进。因此，前几天的农代会就是讨论在农村如何建设并推选出席各界人民代表会的代表。消灭地主阶级，不是杀地主的头，而是废除农村封建的土地制度，把不劳而食又拥有多量土地的地主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农村只要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农民的生产力才能得到解放，农村生产力才能得到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才能发挥起来。如果没有全国农民起来，就不会有今天的胜利，并使这个胜利巩固与发展。所以我们要帮助农民，领导农民，把农村很快地建设起来。
第二天，习仲勋收到毛泽东的电报。这是毛泽东看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汇报上海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情况后，“极为欣慰”而转发给各中央局负责人的，并特别指示：“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係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务望仿照办理，抓紧去做。并请你们选择一个县，亲自出席，取得经验，指导所属。”十月三十日，毛泽东又转发了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关于华北各城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经验的报告，并要求各地认真研究，引起全党干部的注意。毛泽东还针对一些地方存在关门主义的问题，强调指出：在代表名额中共产党员不能太多，“多则无力，不多不少则力量大”。
实际上，习仲勋在毛泽东来电之前，就已悉心按照《共同纲领》精神、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意图，结合西北地区的实际，召开人民代表会议，进行建立人民政权的开拓性工作。他深入到许多市、县农村，调查研究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的问题，认为刚刚转入建设时期的很多干部对所面临的情况不熟悉，特别是从部队转到地方工作的干部同群众联繫较少(在西北地区这样的干部占相当数量)，要去团结各界人民贯彻中央的各项政策，遇到的困难很多。如果有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事情就好办了，就可以经过会议代表们去向广大群众宣传政策。各界会议的代表一般都是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相当威望的代表人物，他们说的话群众愿意听，又很相信;同时，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又可以在会上倾听代表们的意见，来丰富领导知识和经验。而被选为代表的人，也真正感到自己对国家事务有发言权，当家做了主，又会激发出他们的极大政治热情，努力协助政府工作，这实际等于使每个县增加了几百名干部。因此，习仲勋对在农村工作的干部反覆强调说：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是当前进行农村工作的最好组织形式。他除两次参加长安县的代表会议外，又先后参加了西安市第一、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西安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西安市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将代行市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听取与审查市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决定市政府的施政方针和政策，审查与通过市人民政府的预决算，选举市人民政府的市长、副市长和委员，组成市人民政府委员会等。这就在西北地区开始了建立人民民主国家政权的政治制度，掀起了西北地区民主建政的高潮。
然而，万事开头难。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的创立，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比较完善的程度的。习仲勋在调查研究中，发现许多地方的领导不能正确认识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重要性，虽经过反覆督促而陆续召开了会议，但多数仍然准备不足，或人数太少，或代表面太小，或开会做冗长报告，而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不善于运用民主的形式，不善于和各方面人士协商，甚至个别地方仍然把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当做一种形式。一九五。年一月十八日，习仲勋在向毛泽东的综合报告中，专题汇报了西北地区召开各级各界代表会议的情况，特别总结检查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针对这种情况，提出改进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具体建议。他提出：没有召开会议的地方，必须在月内召开;已经开过一次的也要准备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