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击退经济战线上的这股恶浪，中共中央西北局按照中央的部署，从河南、安徽和陇海路沿线的城市调集粮食、棉布等物资，在西北各地集中抛售，使物价迅速回落并保持了平稳态势。同时中共中央西北局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加收入，紧缩通货。一九五。年一月，成立了“西北五省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习仲勋担任主任，委员“包括各界民主人士、党政军及财政贸易银行等负责人，文教及工青妇代表、各省市主席及市长”，下设推销发行、宣传动员和债券债款出纳三个委员会。一月九日，习仲勋同委员会副主任杨明轩、西北财经委主任贾拓夫联名给西北各省发出电报，要求各省、市、县迅速成立推销公债委员会并开展工作，“推销对象主要应放在大中小城市的工商业者和城乡殷实富户及富有的退职文武官员，机关部队及工人在自愿原则下可以号召带头”。这项工作对解决政府财政赤字，减少物价波动和筹措恢復经济资金起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建立初的几次物价上涨，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建国初期国家财政困难，货币发行过多而造成的。当时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战争还在继续，军费开支浩大，加上对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连同国家政府军政人员的开支在内，使国家财政支出较大。这时城市的税收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国营企业也正在恢復之中，上交利税很少，财政问题比较突出。当时，各大区仍然沿用根据地时期自收自支的财政政策，公粮、税收基本掌握在各省、市政府手中，中央财政只统一支出而未统一收入，财力分散，人不敷出，庞大的支出主要依靠货币发行来解决，致使物价多次上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于二月中下旬召开财经令议，形成《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要求各地结束以往财经管理上的分散局面，统一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洞度和现金管理，把国家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克服财政困难，稳定金融物价。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财经工作方面采取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措施。
中共中央西北局敏锐地认识到《决定》的重要性。为了坚决贯彻中央决定，彭德怀向西北地区各级干部提出厉行廉洁朴素作风的号召。三月七日下午，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群众堂举行第六次行政会议扩大会议，彭德怀、贾拓夫等分别讲话和传达政务院《决定》，号召大家禁止浪费，节衣缩食，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习仲勋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在《群众日报》发表重要谈话，号召：“每个共产党员，必须遵照这一决定指示的方针，立即行动起来，以最高的党性忠实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保证迅速全部实现政务院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
西北军政委员会于三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用七天时间召开了各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财经负责人会议，传达全国财经会议精神，就如何落实中央《决定》作具体部署。会议采取“先打通思想，然后来算细帐，用打通思想来作精打细算的基础”的方法，“自始至终发扬民主，大胆揭发缺点，运用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求得大家思想和步调一致”。这次会议达到了统一思想的目的，“会议闭幕时各省同志表示‘这七天上了一大课”’。
习仲勋十分重视这次会议，在开幕式上作了《为统一匡家财政经济工作而斗争》的讲话，会议结束时还作了总结讨话。在讲话中，他首先阐述了统一国家财政经济的重大意义.指出：“统一国家财政经济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任何李业，离开这个主题都是走不通的。过去我们长期处于分散的研境中，收人支出形成‘各自为政’、‘独立国’，这在那个时假是需要的，否则就不能存在。但在今天全国已经统一，新的刚期已经到来的形势下，如果仍然继续搞‘各自为政’、‘独立国’，就要犯严重错误。‘经济是政治的实际内容’，财政经济不统一，我们的国家就不可能真正的统一，已获得的胜利也勃不可能真正地巩固起来。”
就西北地区如何落实中央决定，习仲勋提出重要意见。他指出：政务院这个《决定》的基本精神是“增加收入，缩减开支，统一领导”，因此，“贯彻中央《决定》的基本方向，就是多收一点，少支一点，统一起来，而且还要把事情办好”。他强调：第一，必须整编机构，核实人数，实事求是地设立工作机构和配备人员。他说：“正如一部机器一样，必须合理地配置零件。不必要的庞大机构，人浮于事的现象，反而会降低工作效率。”一个人全年须开支四千多斤小米，有些单位减少人员不报告，这是集体贪污，假如把这项开支移到建设方面就会起很大作用。第二，必须进行普遍深入的物资清理调查工作，凡是国家和人民的公共财产，都要重新进行清理调查，同时检查管理经营制度和工作作风。第三，必须从多方而着手，厉行节约，省人省钱，严惩贪污。“提倡精打细算，反对大少爷作风。拿钱和泥，不算本领。我们负责给人民办事，所要求的是用最少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做出更多更好的工作成绩。”第四，必须扩大税源，完成今年税收任务。第五，遵循政务院的《决定》，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各方面的制度，保证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要克服本位主义与地方主义的思想，坚决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