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部分服从全体，地方服从中央的思想，不要强调自己地区和单位的特殊性。习仲勋针对有些同志忽视财经工作的倾向指出：“所有的党政工作，全是为着发展财政经济而服务的，做革命工作，不过问生产，就是想当革命队伍内的‘二流子” 紧接着，又以彭德怀、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名义，先后发出《关于贯彻政务院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为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的决定的通令》和《为贯彻政务院关于实行国家机关现金管理的决定》等重要文件。中共中央西北局还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贯彻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全力实现军政委员会的《决定》，要用一定的时问，“让财经部门负责同志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目的是为了认真、精密的研究讨论财政经济工作方面的问题，求得及时的彻底解决”，“政府各级部门工作中的党员首先必须完全自觉并严格的无条件的执行”，从组织上保证了《决定》的贯彻落实。
由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采取一系列的正确措施，西北地区的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各项税收显着增加。一九五。年一至三月，西北地区税收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六十六，四月份完成百分之八十五，五月份完成百分之一百零三财政工作开始进人统一领导和统一管理的轨道，由于建立严格国库等一系列制度，财政收支逐渐接近平衡，货币发行量大大减少，通货膨胀得到有效遏制。西北地区六十种商品的平均价格三月份以后发生了明显变化，四月份较二月下旬跌落了百分之五十二，其中十四种食品价格跌落了百分之六十二，五月初物价转入平稳状态，之后一年多物价控制在涨落百分之几的范围内，物价飞涨的混乱局面得到彻底扭转，使西北地区成为全国物价的“盆地”。这一时期形成的良好经济环境，对稳定人民生活和发展公私生产十分有利。“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是旧中国经济改组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开始”。陈云就全国所指出的“一九五。年三月以后，国内市场的性质已经改变，官僚资本操纵下的以投机和破坏国民经济为目的的市场，已经基本上改变为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以服务于人民生活和恢復及发展生产为目的的市场”的状况，完全符合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随着西北地区财政状况开始好转和物价趋于平稳，市场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国民党统治时期畸形发展起来的工商业病态开始暴露出来，“表现为销路呆滞、周转失灵、减产歇业、失业骤增”。为了解决这些新的问题，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又把经济工作重点调整到工商业和进行工厂的民主改革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