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特别是习仲勋在西安的境况，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二月十三日和十六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西安地区两派造反派组织代表时批评说：“打、砸、抢的口号是错误的”，要求停止辩论，停止一切攻击，宣传车不要上街;任何人不得以任何藉口冲人国防工厂。当周恩来看到习仲勋在西安被批斗的照片后，严厉批评说：“我们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随便把习仲勋抓到西安?”他拿起照片气愤地责问：“这样，文化革命就变成武化革命，这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也是给我们国家脸上抹黑。”看到周恩来一脸怒容，语气坚定，造反派怕难以收场，便问周恩来该怎么处理。周恩来态度更为严肃地说：“你们抓住一个习仲勋，以为如获至宝，那是一个刺猬。”
习仲勋得知周恩来关于他的谈话后，心潮起伏，桩桩往事浮现在眼前：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他刚从错误肃反的关押中释放出来，参加毛泽东在瓦窑堡召开的会议时，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恩来。由此开始，数十年间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备受他的关怀和爱护。周恩来这次谈话以及一语双关的用意，坚定了习仲勋坚持真理，度过困境的勇气和信心。
习仲勋一九七九年回忆起在西安思念周恩来的情景说，林彪、“四人帮”“把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中国搞得乌烟瘴气，万马齐喑，大搞逼供信，製造许多冤案、错案和假案，多少元帅副总理和革命老干部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乌云翻滚，暗无天日。林彪、陈伯达和江青一伙攻击的目标，实际也是对着恩来同志的。他们千方百计想从我身上捞到整恩来同志的材料提出了许多乌七八糟莫须有的问题，都被我顶了回去。我在西安十分暗念总理，十分担心他的安危。如果在报上看到总理的消息特别是登出他的照片，心里就得到无上的安慰和巨大的鼓舞”。
三月十九日，陕西省军区遵照周恩来的命令，宣布对习仲勋实行军事管制。习仲勋即由西北大学的住所，被转移到省军区机关看管，这实质上是在军管的名义下采取的一项保护措施但是，习仲勋还是没能摆脱来自各地造反派无休止的外调、审问和大会小会的批斗。康生等人还唆使红卫兵，将习仲勋揪到延安、兰州等地批斗。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出面制止，才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
在西北大学被看押期间，习仲勋感化和影响了负责看守他的红卫兵。当时与习仲勋同住一室、负责监管他的红卫兵孟德强回忆说，习仲勋经常和他用閒谈来打发漫长的时间，开始时海阔天空，漫无边际，渐渐地谈话就有了一定的范围，谈国家的形势，谈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习仲勋不改初衷，实话实说，还教导孟德强“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不能参加武斗，不能参与‘打砸抢’”，使孟德强深受感动，他们两人也由“监管”与“被监管”的关係，变成了能够交谈的朋友。习仲勋在西北大学被关押期间，在北京的夫人齐心和孩子们还收到了由西安寄来的一册精装本《毛主席语录》和一封信。当时两北大学几个负责看守习仲勋的红卫兵，经过观察，认为习仲勋并不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家，是一位好人，因而给习仲勋家里寄出语录和信件，表示他们会尽力对习仲勋予以特殊保护。寄出的这封信虽然没有署名，但还是被人知道了，这几个红卫兵因同情亲近“走资派”而受到追查。
■遭受无休止批斗
习仲勋在开始被军管的一些日子里，生活还比较平静，而这种平静却极为短暂。
由于要时常答覆造反派交代问题的“勒令”，应付名目繁多的内查外调，习仲勋不得不经常回忆往事，反覆写“检查”和各种证明材料。他曾说：“对每件来问，只要是我知道的，都尽力地表达确切，交代清楚。有时因记忆关係，也常常出些偏差，但只要一回忆起来，我即马上更正。除以上时间外，我以全力学习毛主席着作，力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
习仲勋在写“检查交代”材料的过程中，许多被岁月湮没而淡忘的往事又浮现在脑际，民国十八年大饥馑前后，父母弟妹一家数口死于病饿的悲惨情景;四十年投身革命东奔西走、舍生忘死、艰难曲折的历程;多少位“壮志未酬身先死”战友们的音容笑貌，等等，挥之不去，他的眼睛湿润了。习仲勋仔细地审视着自己，检讨着在革命经历中做的与人民利益相悖的事情，哪怕一点点细微之处也不放过。但是，他却很难自己过去一时工作中的过失与“反党反社会主义”联繫起来，更难以接受把自己说成是“反党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难以抑制激动而委屈的心情，觉得有满腹话语需要倾吐，这时又想到了周恩来。
四月五日，习仲勋给周恩来写信，讲述他在西安的境况和近来的思想：我虽有被批斗和每天都有接待来访，要我交代问题，但是还没有大的批斗，也确实没有揭发出多少问题。即使揭发出来的，也是一些老问题。“我离开西安已十五个年头了，即就是过去遗留的坏影响，到现在也不会那么多了。”他坚决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分子”和“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提出自己的问题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已作过交代和处理。他请求中央“最好让我早些回去，在原单位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