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炼，继续彻底改造自己”。这封信寄出后，是被造反派扣押，还是到了周恩来手中，不得而知，但习仲勋要求回洛阳矿山机器厂的心愿终未实现。
实行军管，目的是要保护习仲勋，然而当“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再度加剧的时候，军管也不再风平浪静。此时处境维艰的周恩来要保护习仲勋，也鞭长莫及。
一九六七年的夏季，“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全中国又一次掀起了“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高潮。六月以后的两个多月里，习仲勋被“群众批斗大会十余次，小会提问十余次”。
八月五日，造反派勒令习仲勋揭发“刘、邓黑司令部”问题。他写了一份材料，以工作联繫较少搪塞造反派，说没有什么可揭发的。
八月九日、十日，习仲勋又被迫向造反派递交了两份所谓“检查”材料，篇幅长达九千余字。这两份材料也是按照造反派的追逼提问，着重谈了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以及与高岗、彭德怀的关係问题、一九六二年小说《刘志丹》问题和在西北工作的问题。他特别指出：“中央的领导，始终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占统治地位。”他在写到同高岗的关係时据理辩解说：“我们在一九四五年以前，有长期的工作关係，这中间虽然有过几次支持高岗的事实，但在那时来说是一种正常的工作关係，而不是一种反党活动。如果把这种同志之间的历史关係，不以党的正确原则来对待，就会得出宗派主义的认识结论。”他写道：“解放战争时期和彭德怀在一起几年，有过工作上的争论，但还是正常的同志关係。”在八月十日写的材料中，习仲勋简要描述了他从一九三二年组织两当起义到一九五二年在西北的工作经历，实事求是地对这个时期的工作做了回顾，在“这个时期里，在革命战火的岁月中，我虽然有过工作的错误，但基本上还是一心一意地为革命事业而艰苦奋斗。西北解放后这一段时间里，主要是民主改革阶段，在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所制定的各项革命政策和革命策略情况下，西北地区虽然情况很复杂，在甘、青、新发生过多次土匪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暴乱，但很快平定了下去，取得了民主改革的伟大胜利。一九五二年以前的西北地区，应当肯定地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在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统一战线以及少数民族工作上，所取得的一系列伟大胜利，也就是毛泽东思想在西北地区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他写道：“至于当时在实际工作中所发生的错误，如关中地区土改不彻底，统一战线工作中某些右的偏向，少数民族工作中的偏差等，这些都是由于未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以及自己指导思想上的错误而产生的结果，其责任完全在我身上，应该由我负责。”同时再次搪塞了“刘、邓司令部”问题，几乎与前次“交代”一字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