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日，刘田夫主持召开广东省经济工作小组第一次办公会议，讨论深圳市和珠海市的经济建设问题。会议决定：(一)为适应开展对外经济活动的需要，原则上同意深圳市、珠海市的政治经济工作，由省里直接抓，经济计划单列;(二)适当下放对外经济活动的若干权限，两市有权审批一百万美元的来料加工装配项目;(三)省有关部门应结合业务情况，迅速就设立特区的有关事项提出具体措施和办法，由省里统一制定管理细则和办法，以适应对外经济活动发展的需要。
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习仲勋和杨尚昆等人赴京参加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之后，习仲勋又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十月三日，习仲勋向中央汇报广东工作，中央领导一致支持广东放手搞。会议期间，习仲勋和杨尚昆还向邓小平做了汇报，邓小平对广东的改革开放做了重要的指示。习仲勋在向广东干部传达这两个会议精神时，把邓小平的原话做了重点传达。习仲勋说，小平同志“要我们放手搞，不要小手小脚，只要不丧权辱国，能够把经济快点搞上去，就放手搞。他还说深圳、珠海划两块地方，就叫特区好。”邓小平还说，将来台湾回来，香港回来，也是特区。过去陕甘宁也叫特区，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就是了。
邓小平的指示，给广东增添了新的巨大力量。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又通过调查研究，对深圳、珠海和汕头三个经济特区的规划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完善，召开了深圳、珠海和汕头特区工作座谈会，研究细化特区的有关方针政策和工作的具体做法。在此基础上，形成广东省《关于建立出口特区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
十二月十七日，谷牧在北京京西宾馆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两省负责特区工作的领导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吴南生代表广东省做汇报。在汇报中提出将“出口特区”的名称改为“经济特区”为好，这样含义更确切，特区不仅办出口工业，而且还搞房地产、旅游和其他经济事业。谷牧在讲话中强调，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对两个省经济工作的全面要求。两省不仅是搞特区，而且要利用外资，使两个省的工农业生产和整个经济活起来，比其他省更繁荣。不仅对外经济活动要先行一步，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等方面都要比各省市先行一步。他特别提到：“习仲勋同志讲过，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国，保险发展快。现在基本上半独立了，要看你们的戏了。中央一些部门思想解放不够，我们继续做工作，你们的筋斗也要翻起来。”【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谷牧受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委託，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负责人会议。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吴南生和福建省负责人马兴元、郭超等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负责港澳工作的人员参加。这次会议检查总结了中发[1979]50号文件的贯彻执行情况，进一步研究了试办特区的一些重要政策。
习仲勋和刘田夫向会议汇报了广东的情况：深圳、珠海两个特区筹建工作的步伐明显加快，一支精干的专家队伍已参与到深圳、珠海特区的建设规划中来;起草拟订出包括外资企业的註册、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特殊优惠办法、劳动管理、组织管理等内容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暂行条例(草案)》：一批开拓者已进入特区工作，蛇口工业区开始建设。一九七九年广东省外贸出口创汇创历史最好水平，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二;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人达到二十点五亿美元，增长百分之三十二;与外商签订装配加工、补偿贸易、合资经营的合同金额达六点五六亿美元。在汇报成绩的同时，也汇报了存在的问题：随着特区建设步伐的加快和出口贸易的大幅度增加，又出现了农业经济结构不合理，能源、运输等关键环节薄弱，市场供应紧张等问题;由于过去从来没有这样的实践和经验，加上缺乏必要的防范措施，出现了走私和黑市买卖港币等问题;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由于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对中发[1971]50号文件的某些规定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在工作上也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汇报中特别谈到，社会上对特区这样的新生事物有很多议论，有人甚至怀疑广东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随之，福建省也做了汇报。
这次会议，充分肯定了广东和福建两省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在贯彻对外开放方针和试办特区等工作中所取得的初步成果，提出了解决存在问题的具体措施，研究提出了试办特区的一些重要政策，在许多问题上取得共识。会议强调，试办特区必须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方针，根据目前两省财力物力的可能，广东应首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区办好，其次是珠海。会议还明确指出，经济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政策。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凋节。
三月三十日，会议在广泛讨论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重新核定广东每年财政上交十亿元，比中发[1979]50号文件确定的数额少二亿元，并就解决能源和交通运输、改进海关管理、简化出入境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