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八日，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讨论运用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有利条件，发挥优势，扬长避短，调整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加快广东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步伐的问题。习仲勋在总结会议时指出：“中央批准我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了我们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的权力，这也是我们加快经济发展的很重要的有利条件”，“现在重要的是要认清形势，勇于实践，积极地通过实践、通过试验，去探索调整经济结构、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路子，使我们的经济真正活起来，加快前进的步伐。”
广东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草案)》。“经济特区”这一名称也首次见诸于新闻媒体。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六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并有了法律保障。与此同时，有关方面还具体制定了海关法、投资法、十地管理法和治安保护法等一系列单行法规。经济特区对投资外商在经营管理、税收、土地使用、产品销售和外汇管理等方面给予优惠的待遇，并成立了经济法庭、法律顾问处和经济仲战办事处，使特区的立法和司法工作进一步完善，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此时，外商在深圳的投资骤然增加，兴办的项目达到三百多个。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习仲勋带领广东人民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终于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经济特区建设步伐的加快，使广东人民看到了希望。当年参与特区筹建工作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没过多久，有些偷渡到港澳去的人见家乡经济发展了，又成批成批地回来了。
一九八四年一月，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珠海两个特区，这里“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二月二十四日，他回到北京后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
历史证明，习仲勋提出的反偷渡外逃要治标治本并举、以治本为主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深圳和珠海特区建设步伐的加快，带动了广东全省经济发展和其他各项改革。以习仲勋为首的中共广东省委，乘势而上，大胆突破传统经济体制束缚，率先进行市场取向的价格改革，企业管理改革和计划、商品流通等方面的改革也先后跟进，并取得明显成效。广东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发展。此时的广东，已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排头兵。
价格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搞活市场流通的关键环节。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基本沿用苏联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几乎所有商品价格都纳入国家管理的范围，由国家统一定价，十几二十几年价格不变，价格体制和价格结构基本脱离市场，商品价格背离价值，价值规律失去作用，农副产品和基础工业品价格长期偏低，束缚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出现基本生活资料长期严重短缺的局面。
习仲勋刚到广东，对当地副食品和农副产品的供应紧张局面有深刻的感触。当时广东同全国一样，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市场商品奇缺，四十多种商品凭票限量供应。习仲勋认为价格管理体制非改革不可。他和省委经过研究，决定广东的经济体制改革以价格改革和搞活城乡流通为突破口。时任广州市越秀区区委书记的朱森林回忆说：“当时有一件事对习仲勋同志刺激很大：市民把兑不了的鱼票(五毛钱)寄到他那里，仲勋同志很有体会，就从副食品、蔬菜开始放开价格，蔬菜价格放开牵连到其他价格的改革。”
从一九七八年秋开始，广东省依据先农副产品、后工业产品，先消费品、后生产资料的顺序，按照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逐步把价格放开。同时，在产品的流通经营上，实行国家、集体、联合体、私人多种经营方式。八月，广州首先对蔬菜流通体制进行改革，实行部分大宗品种幅度议价交易、小品种自由议价的购销形式。水产品实行派购和议购相结合，对国家收购计划外的水产品实行产销见面，随行就市，议价成交，以搞活流通促进生产，吸引鱼货进城，广州市在全国兴办厂第一家河鲜货栈。价格改革过程中也出现过波折。一九七九年水产品市场放开后，草鱼价格骤升，市民意见很大。于是，一九八〇年初又恢復定量供应，市场却出现了有价无鱼的状况。经过比较，人们认为还是放开市场好。水产品市场遂继续放开，生产者积极性提高，鱼塘产量增加，一年内价格就明显下降，“鱼米之乡食无鱼”的状况很快得到改变。
一九七九年，广东省大幅度地提高粮食等二十四种农副产品的计划购销价格，提高了猪肉、牛肉、水产品、蛋品、家禽、蔬菜等八种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