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清政府并非一直执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在顺治帝、康熙帝期间，中国还曾起用外国人在朝廷任职，并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如汤若望、南怀仁等都相继担任过钦天监的职位。在此期间，西方的历法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康熙二十八年中俄谈判时，康熙帝认识到了地图的重要性，后由传教士白晋等人与中国人员一起，耗时十年，绘製了《皇舆全览图》，这是中国第一幅经过实地编测的地图。而干隆时期的《干隆内府舆图》涵盖范围更广，包括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这就使中国长期以来的模糊边界变得清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中国文化对西方世界的衝击同样是不可忽视的。１８世纪初至１８世纪下半叶，欧洲先后有３套关于中国的资料全集问世，内容就是关于中国文化与国情的详细介绍，这些资料成为欧洲启蒙思想者批判欧洲弊端的借鑑。但是，许倬云先生指出“耶稣会会士带来的西方文化讯息，在中国激发的影响，相当局限于实用方面，未引起中国学术界以西方为对比，而对中国文化有所反省。相对而言，欧洲的启蒙运动却借中国文化为参考数据，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文化现状，引发了巨大的文化变革”。
但是，西方国家在十七八世纪以后为什么突然飞速发展，而一直领先的中国却在这个时候落伍了，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学者唐德刚在其着作《晚清七十年》中认为：“现代西欧北美社会发展之基础在’‘社会重于国家’‘也。’‘国家’‘者，社会之’‘上层建筑’‘也。国家之结构随社会之变动而变动。我国则反是，我国社会发展之基础，则’‘国家强于社会’‘也。社会为国家之’‘上层建筑’‘，其结构之形态，其荣枯之动力，悉听命于国家之颐指气使也。”这个原因，说来也简单，就是我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积累下来的弊端。皇帝一个人管全天下的事情，可以说是军政一体，难免会独断专行，就像干隆，他明明看到大臣的谏书，说国家吏治腐败，可是他就是不想知道这些事，知道也装作不知道，还说那个大臣是造谣，这也是人的本性，谁都爱听好话。皇帝自己不能辨别真假，这就没办法了，大家只好跟着他一起装，一起歌颂太平盛世。一个国家就在讚颂声中慢慢葬送。
浴火的天堂
提到圆明园，总会平添一抹沉重的色彩，似乎一段刻意忘记的伤痛却总在心头萦绕，躲不开，逃不掉……有时候会很遗憾生在当今这个时代，无缘得见圆明园曾经的惊世繁华，可是，即便时代对了，也不一定能见到，圆明园是帝王之家啊，大清朝六代天子曾经在这里避暑、听政，处理国家事务，所以圆明园还有一个名称叫“夏宫”。
圆明园中最出色的是它的水景，园中最大的湖就是福海。福海名字来源于一个传说。相传，东海中有三座神山，山上有仙人和长生不老药。秦始皇时期曾派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寻仙境、求仙药，福海就是取自“徐福海中求”的故事，寓意皇帝长生不老，大清帝国江山永固。但是，福海并没有改变大清朝的命运。１８６０年，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时，管园大臣文丰因无力抵抗，就跳入福海自尽。让历史再为我们重现那一幕吧，让我们这些在琐碎生活中日益麻木的心灵再经受一次不应逃避的震撼。
１９世纪中期英法等国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急需扩大国外市场，并寻求更多的原料产地。而中国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无疑是他们眼中的一块肥肉。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惨败，与资本主义各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始了被迫打开大门的第一步。英国认为这样就可以把大量商品倾销到中国，中国的黄金白银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英国人的腰包。但是，他们还是忽略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能力。截止到１８５０年，英国输出到中国的商品总值比１８４４年还少了７５万英镑。这让英国人很是费解，苦苦思索后，他们把原因归结于通商口岸开放的数量上。于是，１８５３年，英、美、法相继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但都被清政府拒绝了。没有达到目的，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当然不肯罢休，他们开始寻找机会发动新一轮的侵略战争。
１８６０年，当英法联军进入北京时，被第一次鸦片战争吓破了胆的咸丰皇帝，慌忙带着家人逃到避暑山庄，留下自己的弟弟恭亲王主持议和。侵略者并未受到太大的阻挠就进入了圆明园，这一天是１８６０年１０月６日，圆明园的灾难由此开始。
学者汪荣祖在《追寻失落的圆明园》中说：“儘管劫掠在欧洲的殖民历史里被合理化，视为战争的战利品，但也意味着军纪之荡然无存，只有在军队变得疯狂时劫掠才会发生。”的确，在圆明园中发生的一切只能用疯狂来描述：当天晚上７点，法国侵略军首先到达圆明园，开始抢劫。７日凌晨，英国军队抵达，一个参与侵略的记者写道：“联军司令部正式下令可以自由劫掠，于是英法军官与士兵疯狂抢夺，每个人都是腰囊累累，满载而归，这时全员秩序大乱，法国兵驻扎园前，法人手持木棒，遇珍贵可携者则争夺，遇珍贵不可携者如铜器、瓷器等物则以棒击毁，必至粉碎而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