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积不大，但摊子挤挤挨挨，少说也有百来个。
卖米的、卖盐的、卖布的、卖农具的、卖草鞋的、卖陶罐的……
甚至还有一个卖饧糖的老汉，面前围了一圈流口水的小娃娃。
谭全播注意到几个细节。
第一，粮价。
几个米摊上都挂着小木牌，标着价：粳米一斗七十二文，糙米一斗五十五文。
跟渡口上那块公示牌的数目完全对得上。
在虔州的草市，粮价是由粮商说了算的。
今天七十文一斗，明天八十文，后天如果传来什么兵灾的消息，一夜之间能涨到一百二。
而官府定的“平粜价”，从来就是个笑话，贴在墙上好看罢了。
可在这里，粮价像是被一只无形的铁钳死死锁住了。
不许涨，也不许跌。
谁敢乱来，头顶上那块公示牌就是铁证。
第二，秤。
每个摊子上用的秤，秤杆上都烙着一个小小的“官”字印。
谭全播暗暗咋舌。
官制统一度量衡，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登天。
虔州推行了三年，到现在还是一团浆糊。
县城里的秤跟乡下的秤差着二两不止，更别提那些私造的“大斗重秤”了。
可刘靖做到了。
从码头到草市，从县城到乡镇，同一把秤，同一个星花。
第三，也是最让谭全播意外的——草市上有一个“公断棚”。
棚子搭得简陋，两根木柱撑一片草顶，底下坐着一个穿青衫的年轻书吏，面前摆着笔墨和一叠公文纸。
谭全播走近了看，只见一个卖布的妇人正跟一个赊账不还的买主吵架。
那书吏听了两边的说辞，翻了翻簿册，当场判定买主须在三日内补齐货款，否则报县衙追缴。
买主讪讪地走了。
妇人千恩万谢。
谭全播站在一旁，默默看完了全程。
草市上的公断棚。
这意味着官府的威令已经深入到了最底层的集市交易中。
老百姓买卖有了纠纷，不用上县衙打官司——那对普通人来说等于是送羊入虎口——而是就地解决，当场有人管。
管得住集市，就管得住人心。
谭全播又在心里默默记了一笔。
转了一圈，他上船继续北行。
心里的那本账，越记越厚。
……
五月初二，车队抵达豫章郡。
谭全播在城南码头登岸。
还没下船，他就被码头上的阵仗压了一头。
赣水上百舸争流，码头上人声鼎沸。
脚夫力工的号子声此起彼伏，卸货的、装船的、搬运的、吆喝的，忙而不乱。
谭全播注意到，码头上有专门的泊位字号——用朱漆在石壁上刷了字号，每个泊位前都立着一根竹竿，上头挂着一面小旗标明“客船”“商船”“官船”的字样。
连泊船的位置都有规矩。
下了船，进城。
城门处排了一溜等着验查的行人车马。谭全播的车队也在其中。
守门的兵卒只有两人，穿着统一的铁灰色短褐，腰挎横刀，面色严整。
验查的过程出乎谭全播的意料——快得很。
兵卒只看了一眼公验上的印鉴，又对照了随从的人数与车马，便挥手放行。
全程没有翻行李，没有索要常例钱，甚至连多余的话都没有。
末了，其中一个兵卒客气地指了指城内的方向：“馆驿在东大街，直走到头右拐便是。先生若有不认得路的地方，沿街问巡街的弟兄就行。”
谭全播拱手道了谢，上了马车。
车帘放下后，他在心里默默记了一笔。
这种军纪，比虔州的亲兵营都强。
虔州的城门守卒，见了外地来的商旅，不刮一层油下来是绝不松手的。
尤其是年节前后，守门的军汉简直跟路匪没什么两样。
卢光稠骂了多少回都没用。
因为骂归骂，他总不能把自己的兵卒都砍了。
可刘靖的兵，显然不存在这个问题。
车队沿东大街缓缓行驶。
谭全播掀帘打量着街面上的景象。
行人络绎不绝，挑担的、赶车的、摆摊的、吆喝的……嘈杂中透着一股蓬勃的生气。
巡街的兵卒三人一组，腰挎横刀，步伐整齐。每隔一条街便有一组，既不扰民，也不懈怠。
谭全播的目光在这些兵卒身上多停留了几息。
甲胄齐整，精神饱满，眼神锐利。
这不是那种混日子吃军饷的散卒游勇。
这是见过血的。
车队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谭全播忽然让随从停车。
路口立着一块石碑，约半人多高，碑面朝南，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
谭全播下车，走到碑前细看。
碑首刻着“安义坊清丈碑”五个大字，下面是一排排整齐的数目——
“安义坊王家：水田三亩一百四十步，旱地一亩五十步，应纳秋粮……”
“安义坊陈家：水田七亩二十步，旱地三亩……”
逐户逐亩，清清楚楚。
碑前围了几个百姓在看。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妇人指着碑上某一行，扯着旁边的媳妇说：“看到没？白纸黑字刻在石头上，谁也赖不掉！”
“上回张家那个黑心肝的还说官府量错了，呸！石碑上写得明明白白，他家那三十亩全是隐田，活该交税！”
媳妇连连点头。
谭全播在碑前站了很久。
刻在石头上。
这比贴在墙上的告示可信一万倍。
纸会烂、会被撕、会被人偷偷换掉。可石碑立在这儿，风吹雨打也磨不掉。
百姓信的是什么？
信的是“赖不掉”这三个字。
谭全播转身上车。
马车继续前行，经过城北时，他隔着围墙听到一阵整齐的操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