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说过的“同志”这个词，他已经无法掩饰自己的激动，而且也没加掩饰，他喃喃地说：“天哪，天哪，我是否可以……”
列车驶离了月台。由于尘土、丁香和春天城市污水池的气味，由于机车的烟雾和车站附近饭店的厨房冒出的油烟，天空变得雾气腾腾。
信号灯越离越远，渐渐隐没，后来好像在别的绿灯红灯中静止不动了。
一个大学生在月台上站了一会儿，穿过边门。一个女人同他告别，双手搂住他的脖子，亲吻他的前额和头发，也与他一样显得惘然若失，同时又充满突然其来的感情力量……他登上车，幸福充溢着全身，令头脑发晕，仿佛这是使他的一生充满幸福的开端……
在他告别俄罗斯、沿铁路前往斯拉武塔的路上，他记起了这个夜晚。当他做完手术躺在巴黎的一家医院里，摘除了一只患青光眼的眼球之后，当他走进他供职的银行那半昏暗的凉爽的大门之后，他记起了这个夜晚。
同他一样从俄国跑到巴黎的诗人霍达谢维奇对此曾写道：行踪无定的人走着，拄根手杖^
不知为何我想起了你，
带红色轱辘的四轮马车跑着——
不知为何我想起了你。
夜晚过道上点上了灯——
不知为何我想起了你。
不管发生了什么：在陆地，在海洋或是在天空——我都将想起你……
他想重新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身边，问：
“您不了解娜塔莎。扎东斯卡姬的情况吗，她是否还活着？难道这几十年您一直同她在同一块土地上行走吗？”
七十一
汉堡的溜门撬锁的小偷凯泽，裹着黄色的皮绑腿，身穿带贴袋的米黄色格子上衣，在特种棚屋的晚点名时情绪很高。他用发音极不正确的俄语小声唱道：“kalizavtrav.ina，eslizavtravp.ch.d（假如明天将有战争，假如明天踏上征程……）”
他那红里透黄、委顿的面容和塑料似的、栗色的眼睛今晚显得温厚平和。胖得发圆、雪白、没有一根细毛的手和能够掐死一匹马的五指时而拍拍囚犯们的肩膀和后背。对他来说杀人是那么轻而易举，好像为了开玩笑使个泮子一样。杀过人之后，他在短时间内一直十分兴奋，就像只同五月金龟子玩耍的年轻公猫。
他经常是奉管辖东区卫生所的党卫军中校德罗坦哈尔之命而杀人。
这件事最困难的，是把被害者的尸体拖去火化，但凯泽不干这种差事，谁也不敢让他去干这种工作。德罗坦哈尔相当有经验，不容许让人病得用担架把他们抬到火葬场。
凯泽对被指定来动手术的人们从不催促，不对他们恶言相加，也从不推搡和打过他们中的任何人。凯泽登上特种手术室的两级水泥台阶已经有四百多次，但对要做手术的人，对绝望地迎接死亡的人那恐怖的、急不可待的、俯首听命的、痛苦的、胆怯的、强烈好奇的目光，总是感受到一种莫大的兴趣。
凯泽自己也搞不明白，为何他对自己平平常常的工作那么感兴趣。特种手术室看上去相当单调：一把凳子，灰剥剥的洋灰地，排水管，水龙头，橡皮管，带笔记本的斜面高写字台。
手术降低到最平常的程度，使得别人经常半开玩笑地议论它。如果完成手术借助于手枪，凯泽把它称做“往脑袋放颗咖啡豆”；如果手术靠注人石碳酸进行，凯泽把它称做“来一小份饮料。”
在凯泽看来，在咖啡豆和饮料中揭开人生的秘密，惊人地简单。
他那对塑料似的栗色眼睛仿佛不属于活人。那是两颗黄棕色的硬结了的树脂……每当凯泽混凝土似的眼睛里露出愉快的神色，人们就觉得害怕，那种恐怖感大概就同一条鱼儿专心致志游到被沙子几乎掩埋的树根旁，突然发现那黑黝黝滑粘粘的巨物竟然长有眼睛、牙齿和触须时，所产生的感觉一模一样。
在这里，在集中营里，凯泽体验到对生活在棚屋里的艺术家、革命家、科学家、将军和传教士们的优越感。问题并不在于一颗咖啡豆和一份饮料。这是天生的优越感，这使他十分得意。
他得意，并非因为自己具有很强的体力，因为自己能够不顾死活去敲诈勒索和撬开保险柜的钢门。他欣赏自己的精神和智慧，他是神秘而复杂的。他的愤怒和情绪的流露都是不按常规的，似乎是没有逻辑的。春天，当盖世太保选出的俄国战俘从军列上被赶进特种棚屋时，凯泽要求他们唱他所喜爱的歌曲。
四个手臂肿胀、目光阴森的俄国人卖劲地唱道：你在哪里，我的苏利科？
凯泽闷闷不乐地听着，盯着一个站在角落里的高颧骨的人。凯泽出于对演员们的尊敬，没有打断他们的歌唱，但当歌手们不再做声时，他对高颧骨的人说，让他别唱合唱，现在来个独唱。凯泽瞥一眼此人军便服肮脏的领口，领口上还留有被撕掉的领章的痕迹，然后问：“VerstehenSie，HerrM.j.r（您听懂了吗，少校先生），明白吗，旅长？”
那人点点头，他明白。
凯泽抓住他的衣领，轻轻晃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