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01年的春分，一个名叫玛克欣·塔诺的女人，虽然在有些人的数据系统里她仍然姓莱夫勒，正步行送两个儿子去上学。是啊，也许他们已经过了需要大人接送的年龄，也许是玛克欣自己还不愿意放手，就只有两三个街区的路程，又正好是她去上班的路，她很乐意，所以就顺道咯！
今天清晨，似乎上西区的每棵豆梨树都在一夜间绽开了一簇簇的白梨花，条条街上都是。玛克欣正欣赏着，阳光恰好顺着屋顶和水箱照射进来，照在街区那头的一棵树上，刹那间，那棵树便沐浴在阳光里了。
“妈妈？”齐格跟往常一样急匆匆的，“哟。”
“孩子们，快看啊，那棵树！”
欧蒂斯很快地看了过去。“好漂亮啊，妈妈。”
“还不赖。”齐格附和道。孩子们继续往前走，玛克欣又朝那棵树看了半分钟才赶了上来。走到街角时，她习惯性地做出掩护的动作，挡在孩子们和某个就爱在拐角把人撞倒的司机之间。
从朝东的公寓窗户上反射过来的阳光，开始在街对面的大楼正面上投射出模糊的图案。不久前才投入使用的双层巴士穿越城市的街区，犹如巨型昆虫在爬行。钢质的卷帘门正被人摇起，早来的卡车并排停着，人们拿着水管，在清扫自家门前的人行道。流浪汉睡在门口，拾荒者提着装满空酒瓶和饮料罐的大塑料袋，赶往市场去卖钱，职员们在大楼前面等待主管的到来。晨跑的人在路边原地蹦跳，等交通灯变成绿色。警察在咖啡店里处理百吉圈短缺引发的纠纷。孩子、家长和保姆们有的开车，有的步行，正沿着不同的方向赶往附近的学校。似乎有一半的孩子踩着崭新的雷热滑板车，这意味着留意事项上又多了一条：当心别被滑动的铝制品袭击。
奥托·库格尔布里茨学校位于阿姆斯特丹大道与哥伦布大道之间的三座紧挨着的褐砂石建筑里，在《法律与秩序》[1]剧组至今尚未去取过景的一条十字街上。学校以早年的一位精神分析家的名字命名，此人当年因为提出了一套复演论，被弗洛伊德从核心团队中扫地出门。他认为人在一生中必然要经历所处时代所谓的神志错乱的各个阶段——婴儿期的唯我主义、青春期和成年初期的性爱狂躁、中年的臆想症、晚年的痴呆……逐步发展直至死亡，死了才总算“神志正常”。
“发现了那个很得意吧！”弗洛伊德朝库格尔布里茨弹了弹烟灰，命令他滚出博格巷19号[2]的大门，再也不要回来。库格尔布里茨耸了耸肩，移民到了美国，在上西区定居下来，开了家诊所，很快就有一些时不时经历心理痛苦或危机的达官显贵来找他治病，人脉就这样积累了起来。他越来越频繁地现身于灯红酒绿的社交场所，每回以“朋友”的名义给人相互引荐时，那些人都能一眼看出，对方的心灵曾得到过他的修复。
不管库格尔布里茨的精神分析对那些患者的脑子起了什么作用，反正一些患者是顺利地度过了大萧条。没过多久，他们就捐了一笔启动资金建了这座学校，让库格尔布里茨从中抽取利润，还让他设计了一套课程，把每个年级都视为一种不同的精神状况并分别对症下药。说白了，就是一家会布置家庭作业的精神病院。
今天早晨跟往常一样，玛克欣发现学校的大门廊里挤满了学生、值早勤的老师、家长和保姆，还有坐在婴儿车里的弟弟妹妹。布鲁斯·温特斯娄校长的着装与春分很协调，他穿着一身白色西装，戴了顶巴拿马草帽，正忙着招呼众人。他记得所有这些人的名字，还有他们芝麻绿豆大的家常。他拍拍人家的肩膀，极尽亲切殷勤之态，必要时跟人闲聊几句，或是咋呼两声。
“玛克西，你好！”维尔瓦·麦克尔默穿过走廊，从人群中自如地走来，步子慢悠悠的，在玛克欣看来，这是典型的西海岸做派。维尔瓦这人挺讨人喜欢的，就是没什么时间观念。据传，很多人的上西区妈妈证被吊销了，就因为一点点小过错，比起她逃过惩罚的那些事轻得太多。
“我今天下午又有一大堆事要忙得走不开了，”她从隔着几个婴儿车远的地方喊道，“不是特别重要的事，起码现在看来还不是，可是又……”
“没事，”玛克欣只想加快一点谈话的速度，“我会把菲奥娜接回我们家，你随时来接她都可以。”
“谢啦，谢啦。我不会太晚的。”
“她可以睡在我家。”
在她们俩熟络以前，玛克欣总是会端出花草茶招待维尔瓦，自己就煮上一壶咖啡喝。某一天维尔瓦终于发问了，当然是以一种和气的方式：“莫非我屁股上挂着加州的车牌，还是怎么？”今天早晨，玛克欣注意到，维尔瓦的打扮不像以往工作日那般随意：她今天穿着芭比以前常说的那种“经理人午餐套装”，而不是牛仔工作服；头发也盘了起来，不像平日里那样编成金色的辫子；代替塑料的帝王蝶耳环的，是钻石耳钉吗，还是锆石？说是今天晚点有个约会，那肯定跟工作有关了，是找工作吗，还是又要去筹资？
维尔瓦虽是从波莫纳学院毕业的，却没有正经行当。她和贾斯丁是外地人，从硅谷搬来的硅巷。贾斯丁和他在斯坦福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