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诗中描写的是离乡老人回家时的感慨，这时他却是因为长时间未见孩子而不认识了。二十五年后，习近平颇为感慨地谈起了这次相见时的情景：“他看见我们就哭了，我赶忙给他递了一支烟，也同时给自己点燃了一支。他就问我，你怎么也抽烟了?我说，‘思想上苦闷，这些年，我们也是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抽烟我批准了’。到第二次再见到我时，他竟然把自己用的一个烟斗给了我，并说：‘我知道你没有条件抽纸烟，回去以后就用这个烟斗抽旱烟。’这是他在困难境地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一直保存到现在。”
孩子们关切地问这问那，还问到他在西安遭受批斗的情况，习仲勋破涕为笑，只说了一句话：“斗得不轻，但我的待遇最好。”
临别时，齐心特别告诉习仲勋说，这次能见你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和安排的。一九七九年春，习仲勋谈到当时听完这句话后的心情说：“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簌簌流下了泪珠。恩来同志处境困难，日理万机，却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在监护中的革命老干部，让我和久别的家人相见。”同时，“也爱护年轻一代，让他们在困难的环境里茁壮成长，这对在监护中的我是多么大的安慰和鼓舞啊!”
习仲勋在被监护期间，除了接受专案组审查、没完没了地写“检查”外，还要为其他人的“外调”提供证言。这些外调材料包括中央和地方的负责人，也包括历史上和他有过某种关係的人。习仲勋在写证言时，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态度。对一些无理要求，他或严词拒绝，或干脆缄口不语。有人要他提供整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的材料，他看出这些人的险恶用心，坚决顶了回去。他对来自地方和基层信函调查的回覆，更是一丝不苟，实话实说，决不见风使舵，不为政治压力所屈服。身陷囹圄的习仲勋，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三年先后四次为富平县委副书记常生春写“证言”，其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正直的人格令人感佩。